罗素在1950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讲(洞察人性极深的一篇文章)


今晚我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来演讲是因为当前关于政治和政治理论的讨论往往缺少对心理学的关注。经济现状、人口统计、宪法组织,以及其他东西是很容易展现出来的。在朝鲜战争开始之际,要说清楚南朝鲜有多少人,北朝鲜有多少人没有任何困难。如果你在这些书里面翻翻,你可以很轻松的弄清双方的军队数目、人均收入。但是,如果你想知道朝鲜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南北朝鲜的居民是否有什么显著的区别;他们各自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他们的不满,他们的希望,他们的恐惧又是什么;简而言之,他们的各自动机何在;你就是把这些书翻遍,也是徒劳一场。因此,你无法得知南朝鲜的居民到底是盼着联合国介入,还是更想北方的兄弟来完成统一。同样,你也猜不到他们到底会不会为了拥有投票权,投那些他从来没听说过的政治家,而放弃土地改革的诉求。这些问题往往被那些高居庙堂之上的大人物忽视了,从而错失民心。如果要让政治变得科学化,这些事情(指百姓的真实心态导致的各种事,译者注)不再令人吃惊,那么我们的政治考量就必须深入到人类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各种政治口号蕴含的内在渴望有多大影响力?在一个人能或者不能吃饱饭的时候,它们的鼓动效果一样大吗?如果一个人给你一张选票,而另一个人给你一块面包,你会在饿到什么程度的时候还会坚持要选票?这些问题很少有人深入考虑。然而,让我们暂且抛开有关朝鲜的事,且从整个人类的角度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所有人的行为都被欲望驱动着。然后有些热心的道德家却异想天开,以为靠责任和道德原则,就可以对抗欲望。我之所以说这是异想天开,不是因为从来没有人表现的很有责任,而是因为如果不是一个人渴望表现的有责任心,则责任一词对他毫无意义。如果你想知道一个人会做什么,你不仅要大致了解他所处的物质环境,更要清楚他整个的欲望和想法,以及它们的强弱对比。

有一些欲望,虽然很强烈,但通常并没有多大政治上的重要性。大部分的男人在生命中的某些阶段会渴望结婚,但通常他们不需要采取什么政治行动,就能满足这个愿望。当然,也有些例外。罗马人抢掠萨宾族妇女就是最好的例子。澳大利亚北部的发展严重受阻,也是源于本来应该去北部开荒拓土的年轻男子不喜欢自己和女性社会隔离。但这些例子都是少数。一般来说,男人和女人在结婚方面的事在政治上影响甚微。

在政治上影响力巨大的欲望可以划分成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来自于对生活的基本需求,包括食物、住所、衣服。当这些东西变得稀缺时,为了生存下来,人们会不遗余力的获取它们,甚至付诸暴力也在所不惜。研究早期人类历史的学者表明,在四次不同时期的干旱年代,阿拉伯半岛上的人口大量外流,给周围地区的政治、文化、宗教带来深远影响。这四次中的最后一次迁徙事件,造就了伊斯兰教的兴起。日耳曼部族从俄罗斯的南部渐渐扩散到英格兰,最后到旧金山,也是出于相同的动机。不用怀疑人类对食物的需求,从前及现在,一直是重大政治事件的一个主要原因.

但是人们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在于他有欲望.那种欲望可谓之私人的,能够永不满足,甚至让他即使在天堂,也还会永不停歇.蟒蛇吃饱了之后就去睡觉,直到需要下一次进食才再醒来.而人类,绝大部分并不如此.过去习惯了生活地很节俭的阿拉伯人在一些时期得到了西罗马帝国的巨大财富后,定居在几乎奢侈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宫殿里,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懒散起来.饥饿不再成为一种动力,只要轻轻一点头希腊的奴隶就会供上极精致的食物.但是其他欲望让他们保持积极,尤其是可标签于这四种:占有,竞争,虚荣以及对权力的热爱.

占有欲——想要占有尽可能多的财产以及有财产的标志,我想它的动机是出于恐惧心理和对必需品渴望心理的交杂.我曾经像朋友一样招待过两个从爱沙尼亚来,好不容易才从大饥荒中逃难出来的小女孩.她们生活在我家,自然不愁吃喝.但是他们一有空就溜到邻近的农场去偷土豆储藏起来.洛克菲勒的童年有过非常穷的体验,所以他成年之后依然保持着节俭的习惯.与此相同,阿拉伯的酋长在他们柔软光滑的拜占庭会议室,还是不能忘记沙漠,依然储存着实际上不可能花完的财富.但是任何一种对于占有欲的心理分析,都不能不承认前段所述的是其中非常大的一项动机,尤其是对于那些拥有巨大权力的人来说.因为前文说过,它是人类无穷动机之一.尽管你可以得到很多了,但你永远会想要得到更多.心满意足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但是占有欲,虽然是资本主义系统下的主要发动机,但并不意味着是出于克服饥饿而产生的最大动机。相互竞争的动机远超于此。穆斯林的历史一再表明,王朝的毁灭往往是因为不同出身的王子无法统一意见,并最终导致的内战造成了广泛的破坏局面。这相同的是也发生在现代欧洲,当不列颠政府愚蠢的允许德国皇帝出席斯皮特黑德举行的海军演习,这位德国皇帝脑中想的并不是如我们预想的一样,而是想:我也必须有一支跟祖母所拥有的一样好的海军。如果占有欲总是比竞争心更强的话,海上平台倒会更好些。可事实上,非常多的人只要能牢牢的完全毁灭他们的竞争对手,他们会高高兴兴的面对贫穷。税收层级就是这样诞生的。

虚荣心是威力巨大的动机,任何人有过很多和孩子相处经历的人都知道,他们有多么坚持不懈的傻傻的表演,以及说着“看我的”。“看我的”是人类心中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有件可以一再提及的事是:年轻的王子临终前面对神父问他是否有什么事需要忏悔时,他说“是的,在我人生中有一次关键时刻,我同时探望皇帝和教皇,我太迷恋于我自己人生的顶峰,而没有看到更远。我忽略了那次可以同时把他们扔下去的机会,本来我可以流芳百世。史书上没有记载是否神父宽恕了他。虚荣的一个麻烦就在于它是越来越膨胀的。原来说过,被允许在报纸上翻看关于他自己的审判过程的杀人犯,如果发现某个报纸报道的不够详细就会很气愤,如果他发现关于他自己其他报纸报道的很多,他对那些极少报道他的报纸就会更生气。政治家和文学家也是如此,剪报处发现他们越是有名望,就会越难满足。从三岁的小孩到眉头一皱世界振动的君主,对人类虚荣心遍及生活各角落的影响,如何夸大都不为过。人类甚至犯过如此大不敬:觉得他们构想出来的神灵也有相同的需求,渴望得到持续的赞美。

还有一种动机也与上述动机一样影响巨大,而且远超它们。我指得是对权力的迷恋。对权力的迷恋有点类似于虚荣,但是它们绝对不是同一种东西。虚荣需要的是赞美,没有权力也很容易得到赞美。在美国,获得赞美最多的是那些电影明星,但是他们很容易就会被“反美运动审查委员会”的委员们打回原形,反正他们无论如何都享受不到赞美。在英国,国王比首相能享受到更多赞美,但是首相拥有更多的权力。很多人更热赞美而不是权力,但是那些人在很多事情上的影响力不如那些迷恋权力者。在1814年,布鲁克(普鲁士元帅,击败了拿破仑,译者注)在参观了拿破仑的宫殿后大叹:他拥有这一切还要去攻打莫斯科,真是个十足的傻瓜。对于拿破仑来说,他当然不是没有虚荣心,只是当他必须做出抉择时,他更向往权力。而对于布鲁克来说,拿破仑的选择无疑是愚蠢的。权力,正如虚荣,是永难满足的。只有全能才能使它完全满足。特别的正如那些精力充沛之人的弱点,对权力迷恋的偶然积极作用,跟它发生的频率完全不匹配。实际上它是那些伟人们最强烈的动机。

对权力的迷恋随着对权力的体验而与日俱增,而且不论这权力是大到君王的,还是小到微不足道。在1914年之前的快乐日子里,当作的好的妇女们能够获得很多仆人,她们从掌控家务方面权力获得的快乐随着年龄而稳定增长。类似的在任何一个独裁制度下,权力的拥有者因为从权力那里得到的快乐体验而变得越发暴君似的。因为权力让人类做他们宁愿不做的事,因为对权力热爱而鼓动起来的男人更倾向于使别人痛苦而不是允许别人快乐。如果你以一些合情合理的理由对老板说要缺席这次会议,他的恋权,会因为拒绝你而不是同意你获得更多的满足。如果你要求一个建筑许可,这个相关的小官员将明显能从说“不”而非“是”获得更多快乐。这是一系列的事让对恋权变成一种危险的动机。

但是也有另一些可取的方面。我认为对知识的追求也是出于对权力的迷恋,所有科学技术的改进也是源于此。在政治方面也是如此,一位改革者也能拥有强烈如暴君的对权力的迷恋。反对对权力的迷恋是人们的动机之一是个彻底的错误。你将被这种动机引导成对社会有利的行为,还是有害的行为,取决于这个社会的制度,以及你个人的能力。如果你的能力是理论方面或者是技术方面的,你将会在知识或技术方面做出贡献。通常,你的行为有益于社会。如果你是一个政客,你可能会被对权力的迷恋所驱动,但是通常这种动机会表现在:出于某种原因,你希望看到现有局面按照你的个人喜好而改变。一个伟大的将军,比如亚西比德(三次背叛所属阵营,最后死于波斯总督之手),毫不关心他对阵的是哪方,但是大部分将军都会更倾向于为本国作战。也就是说,在对权力迷恋之外,也还是会有别的动机存在。政客有可能会随时变换阵营,以确保自己属于多数派,但是大部分政客会更倾向于某一个党派,而压制他们对权力的迷恋。几乎纯粹出于恋权的现象在各式人等中都有。其中有一类人,就是军事冒险者,最好的例子就是拿破仑。我想,拿破仑对科西嘉(拿破仑的故国,之前拿破仑一直想带领科西嘉摆脱法国的殖民统治,译者注)和法国不会有什么意识形态上的偏好,但是如果他成了科西嘉的皇帝,他不会有现在那么伟大,尽管为此他必须假冒自己是个法国人。然而,这些人都不是最佳的例子。因为他们也同样得到了极大的虚荣心的满足。最纯粹的出于对权力的迷恋的一类人要属于那些幕后操纵者——那些人躲在王位宝座的背后,从来不公开露面。他们仅仅凭着一个念头就足以慰籍平生:那些木偶对到底是谁在指挥着他们都还不知道呢! 荷尔斯泰因男爵,从1890年到1906年一直控制着德意志帝国的外交政策,他把那种对权力的迷恋表现的淋漓尽致。他居住在贫民窟中,从来没出现在社会上,除了有一次皇帝强求要与他见面,他无法拒绝外,从来不与皇帝见面,他拒绝所有的宫廷活动的邀请,因为他说他没有宫廷礼服。他掌握了可以要挟宫中大臣和皇帝亲友的各种秘密。他利用这些作为要挟,不是为了去获得财富、名声或者任何其他显而易见的好处,而仅仅是强迫大家采纳他的外交政策。在东方,在宦官群体中,这种人物也并不罕见。

现在提一些其他的动机,虽然和我们之前考虑过的那些动机相比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少些重要性,但依然是相当的重要。其中的第一种是对刺激的热爱。人类相比于动物的优越性在于他们容忍无聊的程度。虽然我也多次想过,观察动物园里的猿猴可以得知它们也有这些不甘于枯燥的情绪萌芽。逃避无聊几乎是所有人类都共有的一种影响甚大的欲望。当白人第一次和野蛮的原始部落接触时,他们给那些人几乎所有的好处,从福音书到南瓜派。尽管如此,我们可能还是会很遗憾,因为大部分野蛮人接受那些东西时非常冷淡。在那些礼物中,他们真正重视的是令人沉醉的酒,那些酒可以让他们生平第一次产生纵使很短暂的幻觉,觉得活着比死了要更好。印第安人保持在依然未开化状态时,他们吸他们自己的小管烟,不会跟我们做的一样冷静,而是极度狂欢,在过于兴奋时会陷入昏迷,当尼古丁不能在引起他们激动时,一个“爱国”的演讲家会鼓动他们去袭击临近的部落,那可以给予他们就像我们(按照我们的性情)在平常赛马中能获得的那种享受。对于文明人群体,正如对于早期的印第安部落,我想它是主要出于对刺激的热爱,那种刺激可以使得平民在战争突然爆发时鼓掌;这种激情非常像足球比赛,虽然它的结果在有的时候稍微要更严重些。

到底什么是人类热爱刺激的根本原因,是很难完全肯定的.我倾向于认为是因为我们精神上的天性为了适应当初主要靠男人打猎为生的那个阶段.当一个男人带着原始落后的武器,带着对晚餐的期望,为了围捕一头鹿而忙了一整天,当日落的时候,他拖着猎物胜利性的回到洞穴,带着疲倦心满意足的躺下,与此同时他的妻子开始整理和烹饪食物,他身体困乏而又骨骼酸痛,烹饪的香味充斥所有他能意识到的场所,最后吃完晚饭过后,他进入沉沉梦乡.在这样一种生活下,他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厌倦.但是当他进入农耕时期,让他的妻子做田里所有的重活,他就有时间去想着人类生活的虚荣,发明神话和哲学系统,并且梦想从此就过着他将永远在神殿里打猎追逐的生活.我们的精神品质是用来适合繁重的体力劳动的,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经常在假期里每天进行25英里的徒步旅行,夜幕来临时,我不需要任何东西排解无聊,因为坐下的快乐就完全能满足我了.但是现代的提升无法用这些身体上的奋发向上的原则来引导.大量工作都是坐着做的,并且大部分手工工作只用到特定部分的肌肉.当伦敦的人群集聚到特拉法尔加广场大声为政府决定让他们送死的声明而喝彩,如果他们那天步行了25英里之后就不会那样做了.要治愈好战心理,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如果人类要幸存下来——也许一件战争之外大家并不喜欢的事——必须被找到来当作我们富余精力的一个稳定而无害的发泄途径,这样可以引导对刺激的追求。

这是道德家和社会改革者都很少考虑的事,社会改革者觉得他们还有更严重的事需要考虑,另一方面,道德家对所有用来转移人们对刺激的向往的事情,都极其夸大它们的严重性.尽管如此,在他们的意见里,严重性是关于罪恶的严重性,比如舞厅,影院,时代爵士乐都是.如果我们相信耳朵听到的东西通向地狱,那么我们最好花费所有时间坐在家里反思我们的罪恶.我发现自己无法完全同意那些说出这些警告的严肃的人们.魔鬼有很多种样子.一些用来欺骗年轻人,一些用来欺骗年长和严肃的人.如果引诱年轻人享受快乐是魔鬼,那么说服年长者谴责年轻人的快乐,不也可能是同一个魔鬼做的事?而且谴责不也可能仅仅是一种分配给年长者的兴奋的事?而且谴责不可能会如鸦片一样必须持续加大剂量来产生想要的效果?谴责岂不是要担心那所有的,从邪恶的电影院开始,我们要逐步的导致谴责对立的党派,意大利人,南欧的黑裔,亚洲移民,简而言之,每个除了我们一派之外的人.并且它正是广泛存在的导致战争发生的该谴责的事.我从来没听说过因为舞厅而发生的战争.

兴奋的严重性在于它很多种形式都是破坏性的,兴奋对酗酒或沉迷赌博而无自制力的人来说是破坏性的.当它带来群体性暴力时,也是破坏性的.尤其当它导致战争时,更是极具毁灭性.这种需求如此强烈,以至于如果无害的发泄方式不是唾手可得的话,就很可能会把人们引向有害的发泄方式。目前在运动方面有这么多无害的发泄方式,在政治方面也有很多,前提是那些活动要在宪法的框架下进行。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尤其那种导致群情激奋的政治活动,经常导致大量伤害事件的发生。

人类城市生活过于乏味了,如果要不生变数的话,必须为冲动提供一些无害的发泄方式——我们远祖只需要打猎就能满足那种冲动.在澳大利亚,人少而兔子多,我看到过一很多百姓用原始的技巧狩猎成千上万只兔子的方式来满足他们原始的冲动.但是在伦敦或纽约,人多而兔子少,必须有其他方式来愉悦大家.我想每一个大一点的地方,都应该有个人造的瀑布,然后人们就可以乘坐脆弱的小舟滑下.并且也应该有放满了凶猛的鲨鱼的游泳池,任何被发现支持预防性战争的人,都应该被投进泳池,罚他们每天与这些灵巧的怪物们共处两个小时。

在此要特别感谢赵敏行的翻译,附上其翻译的演讲余下部分,得完整版以飨读者。

(此段为上段结尾接上段)更严肃的来讲,得到兴奋前先受点儿苦,这才能在对于追求兴奋上提供建设性的解决途径。没有比突如其来的发现或者发明创造来得让人兴奋了,而且有超乎想象的多的人有能力去体验这种兴奋时刻。

和很多其他政治动机交织在一起的,还有两种互相关联紧密的欲望,并且人类总是遗憾地倒向它们:我是指恐惧和厌恶。去厌恶那些我们恐惧的事情再正常不过了;而恐惧那些我们所厌恶的事情,虽不能说总是正确的,但是这样的事频繁发生。在我看来,恐惧和厌恶任何一切不熟悉的事物,这个诀窍被原始人类视作法则。他们起初都有一个自己的小部落,而这个小部落中的人都是朋友,也许这里面有一些敌意或争斗。其他的部落都是潜在或者实实在在的敌人;任何意外走失的落单部落成员都会被杀死。一个部落作为一个整体,会根据情况避让或者与一个陌生部落战斗。这种原始的机制仍然是我们对于外来国家作出的本能反应。 从来没有出去过的人看外国人的眼光就如同未开化的人类看外来部落的人的眼光一样。但是旅行过的人,或者那些学过国际政治的人,就会发现,如果想让一个部落繁荣昌盛,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和其他的部落联合起来。如果你是个英国人而有人告诉你,“法国人是你的兄弟”,你的第一个本能的回答就是,“扯淡,他们不仅喜欢耸肩,说法语,而且据我听说他们还吃青蛙!”如果这个人继续向你解释说,我们不得不和俄罗斯人开战,如果开战了我们不得不去防御莱茵河一线,而我们如果要防御莱茵河的话,法国人对我们的帮助十分重要,那么这时你就会明白他为什么开始时说法国人是你的兄弟。但是另外一些旅行过的伙计就会试图告诉你,俄罗斯人也是我们的兄弟,但是他不能说服你,除非他能向你证明我们有被火星人攻击的危险。我们爱那些厌恶我们敌人的人,如果我们没有敌人我们会很少喜爱别人。

所有以上的这些,只有在我们作为个体并思考对其他人类的态度时才是正确的。你也许会认为泥土是你的敌人因为土地只是十分勉强的产出了少量维持生计的食物。你也许会认为大自然作为整体是你的敌人而将人生看作是一场怎样更多攫取大自然的斗争。如果人们这样整体地看待人类生命,那全人类之间的协作就会变得容易。如果学校,报纸和政客们都朝着这种结果作为目的而努力,人们很容易就能形成这样的观点。但是,学校却是去教授爱国主义;报纸只是去搅动人们的狂热;而政客们只是想着怎么再次当选。而因此,这三样东西,都不能用来拯救人类于自相残杀之中。

处理恐惧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消除外在的危险,另外一种是不断宣扬禁欲主义。第二个方法可以被巩固,除非有时需要做出立刻行动,否则巩固的方法就是把我们的思想注意力从恐惧的起因上转移开来。战胜恐惧是非常重要的。恐惧就自身而言就是腐蚀性的;它会轻易的导致疑惑;它产生厌恶,厌恶所恐惧的;而且它会猛地导致过度的残暴。没有比安全感更能影响人类的了。如果能施行一种国际系统可以移除对于战争的恐惧,那么每天每个人心理状态的改善会非常巨大而且非常之快。恐惧的阴影,就现在来看,笼罩了整个世界。(和谐)邪恶(和谐)的共产主义者和邪恶的资本主义者挥舞着原子弹,细菌武器的大棒,连华盛顿和克林姆林宫都为之战栗,而正是他们把人类一步步拖入深渊。如果想改善这些事实,第一步并且是重要的一个步骤是消除恐惧。现今的世界被冲突对立的各种意识形态所迷惑,而导致这些对立冲突的明显原因就是对于自己意识形态胜利的渴望和期盼其他意识形态的灭亡。我却不认为最根本的动机在这里和意识形态有太大的关系。我认为所谓意识形态,只不过是一种聚集群众的手段,而冲突的热情也只不过是来自两个对立族群之间的摩擦。我们有非常多的,当然了,各种各样厌恶共产主义者的原因。第一条并是最重要的一条,我们认为他们要来夺走我们的财产。盗贼也会夺走我们的财产,并且我们虽然讨厌盗贼,但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和对共产主义者的态度本质上却是非常不同的——主要就是因为两者所能引发的恐惧深度不一样。第二,我们厌恶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反对宗教信仰。但是中国自从11世纪起就反对宗教了,我们却从蒋介石出现以后才开始讨厌他们。第三,我们厌恶他们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民主,但是我们却不因为这个原因而厌恶弗朗哥(作者应该是指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 Minx)。第四,我们厌恶他们是因为他们不允许自由;我们其实同意他们这个观点甚至已经效仿了他们。很明显,以上的这些原因都不是我们仇视他们的理由。我们讨厌他们是因为我们惧怕他们,他们威胁到了我们。即使俄罗斯仍然归信东正教(作者原文为Greek Orthodox religion),即使他们使用了议会制政府,即使他们也有每天谩骂我们的完全自由的媒体,那么——假设他们仍然有和现在一样强大的军备——我们还是要继续厌恶他们,因为他让我们认为他有敌意。当然,神学上的分歧和敌意也是憎恨的起因。但是我认为这是部落感情的一个分支:如果有一个人持有不同的神学观点,就会让人不舒服,而无论是什么观点,让人不舒服的,就一定是危险的。意识形态的不同,事实上,是群落出现的影响因素之一,而群落产生的背后的心理学原因却是基本上相同的。

也许你已经开始察觉到我只讨论了人类负面情绪所产生的动机,最好的也只是伦理道德上不好不坏而产生的动机。我不得不说,这些动机,原则上讲,比那些利他主义的动机要强大得多,但是我不否认利他的动机存在,并且,时常地,十分的有效。在十九世纪初期英格兰反对奴隶制的热潮无疑就是利他的,而且完全有效。一八三三年英国纳税者缴纳了几百万英镑给牙买加地主作为释放奴隶的补偿金,另一个是在维也纳会议上,英国政府商讨了一个特许权并想以此引导其他国家废除奴隶交易,而这两个事件是利他主义的最好证据。这些都是过去的例子,而当今美国也做出了一样令人侧目的成果。但是,我在这里不准备讨论这些,因为我不想被卷入当今的争论中。

我认为,毫无疑问的,同情心是一个纯正的动机,同情心就是有些人在某个时间由于看到其他人正在挣扎受苦而感到十分不舒服。正是同情心使我们在过去的一百年中获得了很多人道主义的进步。以前我们耳闻对于疯人的虐待和不公正的故事而震惊,而现在有了疯人院而且不会虐待他们。在西方国家的囚犯不应受到虐待,当他们受虐而又让人知晓时,总有人替他们呐喊伸冤。我们厌恶《雾都孤儿》里那样对待孤儿的方式。新教徒国家不赞成虐待动物。在这些事情上,同情心有着政治效益。如果对于战争的恐惧被消除了,同情心的有效性还要更甚。也许对于未来人类最好的期望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找到增加同情心广度和密度的方法。

是时候总结这个讨论了。政治是以群落的角度去思考而并非单独个体去思考,因此,政治中最精华之处就在于一个特定群落里的各式各样的成员有着相似的感受。在建设政治高塔的过程中,协同本部落成员并对其他部落保持敌意是必不可少的本能机制。而群落内部的合作永远不会完美。有那么几个成员不会顺从局势,他们都是“异于常人”的,也就是说,离群的羊。他们这群人,要么就被落下,要么就会远高于普通人。他们被叫作:疯子,罪犯,先知,或是探索者。一个英明的群落就会学着忍耐那些远高于常人之人的怪异行径,又不能对那些被落下的人过分残暴。

而如何处理和其他群落的关系,现代技术的出现已经导致了一种利己私心和本能之间的冲突。在古代,两个部落打仗,一个部落消灭另一个,并扩展了自己的领地。从胜利者的角度来看,整个行动都非常令人满意。杀戮并不是很昂贵,而带来的兴奋感也让人愉悦。如此说来,在这种情况下战争持续不断并不奇怪。不幸的是,我们仍然持有对这种原始战争所带来的心理快感上的需求,但是实际上的军事行动已经完全改变。现代战争中杀死一个敌人代价十分昂贵。如果你计算一下有多少德国人在二战中被杀死,而胜利者又为此交了多少个人所得税,你能够通过用计算而得出杀死一个德国人要花多少钱,并且你会发现这笔钱数目可观。在东方,德国人的敌人有着从古就有的优势,他们短时间内就能恢复人口并重新占用土地。而西方的那些胜利者则没有这样的优势。非常显而易见的,现代战争从经济上来讲不划算。虽然我们赢了两次世界大战,但是没有这两次战争的话,我们会更加富有。如果人们被利己之心所驱动,但是我们不是——除了几个圣徒之外——那么整个人类族群就会学会合作。不会再有战争,不会再有军队,不会再有海军,不会再有原子弹。不会再有A国雇佣的宣传大军去腐蚀B国人们的思想,相反B国也不会这么对待A国。再也不会有公务员大军去试图阻止外国书籍和外国思想的进入,无论这些书籍和思想有多优秀。当一个大企业垄断会比较符合经济效益时,也不会再有消费者壁垒去保护几个小企业的生存。如果人们对自身幸福的渴望程度和对渴望自己的邻居不幸的程度相当,那么这一切就能很快发生。但是你会问我,这些乌托邦式的梦想有什么用?道德家会发现我们还没有自私到极点,而在那之前,天下和谐的景象不可能发生。

我不想在结束之时让人们觉得我有犬儒主义的思想。我不否认有其他比自私更好的事情,而且有很多人确实拥有那些品质。然而,我仍然坚持的观点是,一方面,很少有情况下一大群人,大到被考虑成一个政治的族群,可以升华并超越自私。而另一方面,有非常多的情况,大部分人都堕落到自私之下,如果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自私是被理解为“文明的利己”的话。

而在那些人们堕落到自私之下的情况里,人们被说服并相信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有着理想主义的动机。人们大多数时候看到的所谓理想主义其实只不过是伪装过的憎恨或者伪装了的对权力的热爱。当你看到一大群人被什么神圣的动机所感动时,你要深入表层去看本质,并且问问你自己,是什么让这些动机如此的得人心。部分上这是因为被其神圣的表面所迷惑而参与其中实在是太容易了,这种神圣感是一种心理上的需求,正如我试图做的那样,是值得被满足的。(It is partly because it is so easy to be taken in by a facade of nobility that a psychological inquiry, such as I have been attempting, is worth making.)我想说的是,总结一下说来,如果我所说的都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最需要的,能让世界快乐的事情,就是智慧。而这个结论,是一个非常乐观的结论,因为智慧是一个可以通过已知的教育手段而获得的东西。
From Nobel Lectures, Literature 1901-1967, Editor Horst Frenz, Elsevier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m,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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